;而隆庆时期,恰恰也是一个好的历史节点。
刚刚打赢了对倭战争,民族信心有所回升。
边关太平,商贸复苏,国家吏治稳定,官府也相对廉洁高效。
工商繁荣带来的思想繁荣,各种理论也有讨论空间,而不是晚明那种极端环境。
这个时候抛出苏泽的“华夏观”,恰恰是最好的时候!
除此之外,苏泽也是在发明“中华民族”。
近代国家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民族”这个概念,就算是到了苏泽穿越前的那个时代,民族国家依然是国家的主流。
但实际上民族这个概念,是近代才出现的,至少大明百姓,是没有民族这个概念的。
华夷观转向民族观,形成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再塑造出国族认同,期间还有好几步要走。
但民族概念一旦形成,国家的凝聚力就会进一步上升。
一个更广泛的国族认同,也就意味着更大的领土宣称,更加积极灵活的对外政策,这都是单一狭隘民族国家所不能比的。
这也是清末以后,无论是民国还是新中国,都不提狭隘的民族概念,而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原因。
殷士儋看到众讲官又被苏泽驳倒,心中叹息一声,怎么就生了苏泽这么个妖孽。
东宫这么多的讲官,却都说不过苏泽一人。
就在殷士儋准备结束这场经筵的时候,黄骥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跳出来说道:
“苏讲官这番话,岂不是混淆了夷狄和华夏之辩?若是北寇假意归附,再行五胡乱华之事,你岂不是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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