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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那边……不准备发声明吗?”秘书问。
她摇头:“写什么?写我病了?写我年纪大了?写我想陪家人?”
秘书小声说:“写什么都有人信的。”
她轻轻笑了。
指尖落在茶几一角,那是一枚旧款瓷盏,有点磕痕,是她二十多年前从纽约带回来的。
“你知道吗,”她忽然低声说,“以前我开会到晚上十二点,从这里下楼,还能看到办公室外一整排灯都亮着。那时候我觉得,只要我不松手,没人能动得了我。”
秘书不敢作声。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城市不是靠谁撑起来的。”她抬眼看向窗外,“它自己会动,自己会变。我只是曾经站在上面而已。”
她说完站起身,拿起外套,动作很稳,神情也很稳。
她没有被打垮。
董事会换了新面孔,但真正的大决定,仍绕不开她那通私人电话。
傍晚六点,太平山山腰开始起雾。
风从花园绕过来,穿过雕花门廊,打在客厅落地窗上,掀起一角白纱帘。欧丽华换掉外套,坐在老地方,身侧是早已放凉的茶。
沉纪雯下楼时,听见陈伯说:“太太刚回来,今天没让司机送,自己打的。”
她穿着素色针织衫,脚步不快,走到沙发边时,母亲没抬头,只指了指茶几上的碟子:“今天的桂花糕,有点硬了,你尝一块。”
沉纪雯坐下,没动。
两人安静了几秒,像是各自找词,又像谁都不打算先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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