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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他的侄儿跟平民知识分子和生意人来往,未免玷辱了他那荣耀而古老的世族的门楣。
与此同时,这位符·伊·巴纳耶夫不承认现代文学,照他看来,必须禁止果戈理写作,因为他认为从果戈理的全部作品中,可以闻到乞乞科夫的仆人身上发出的那种气味。
而《钦差大臣》获准上演更是使他大为震惊。毕竟他认为这是针对全俄国行政当局作出的一幅不堪入目的讽刺画,明明行政当局维持社会秩序,为祖国的福利操劳,可是一个小小的十四品官忽然胆大包天,不仅嘲笑下级官吏,甚至还嘲笑了高官。
总之就是这位身居要职的先生认为自己在官场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要人,所以他才很注意让大众对他这类人物保持应有的敬重。
当然,他之所以如此讨厌以果戈理为首的文学新风气,其实还跟别林斯基有关,大致来说就是因为别林斯基在文章里讥笑过以前那些歌颂牧童牧女、把肉麻当有趣的作家。
而这位先生感觉自己身为作家的自尊心大大地受到了侮辱,毕竟一个中途辍学的平民知识分子,居然胆敢嘲笑他的文学功勋?!
于是每每谈到别林斯基,他总是气得唾沫飞溅:“应当给这样的作家戴上嘴套,用链条把他锁起来,可是他们还让他发表文章。现在的文学糟成了什么样子!文学界出现了平民知识分子、小市民!
从前的作家全都出身于特权阶级,所以那种文学叫人信得过,作者选取的题材合乎道德的要求,现在却尽描写卑鄙龌龊的勾当。这是放任,可怕的放任,对今天的下流文人非加以制裁不可!像茹科夫斯基那样的人物也让一个乡巴佬坐到他的马车上去,因为——您知道吧?——那个家伙会涂几句乡里乡气的歪诗。
这简直是可耻!”
目前发表这种意见,认为对文学过于放任的人,当然并不止符·伊·巴纳耶夫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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