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历历在目

一下子冲上去了。敌人的子弹像下雨一样密集，他已经被吓蒙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枪声停了，他抬头看了看，地上全是死人。

天已经黑了，又下起了小雨，他听见有人呻吟，就爬过去，一看是营长，浑身是血，也不知是哪里有伤，他背起营长连滚带爬回去了。

营长的一只眼睛被打出来，一条腿被子弹打折了。等到营长清醒过来，拿起手枪就给他这个贪生怕死的人一枪，给他留了一条命，只把他的一只胳膊打废了。

另外一个你也不认识，这个人不在咱们前边村子的，是一个缺心眼儿的人，一生未娶，无儿无女，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流浪到哪里了。

郑新说：“战争都结束了，他们为什么回农村呢，在部队多好。”

爸爸说：“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天天备战，天天喊打到美帝国主义，谁知道战争结束没结束哇，人们都让战争吓怕了，听说让回家了，谁还留在部队呀。再一个原因是，当时去当兵的人连个字都不认识，留在部队干什么呀。别的村子有一个姓霍的就是认几个字，部队把他留下来了，据说在沈阳，还当了大官呢。再一个就是王维东的大伯了，别人都是生死有个准信，他是杳无音信，王维东的爷爷当过大学教授，是一个能人，到政府到部队去找，也没有找到。前几年我回老家，和他们河北老乡聊天才知道，他大伯在战场上负伤，被俘虏了。美国和我们交换战俘时就被交换回来了，交换回来的志愿军战士被秘密安排到辽宁西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接受改造，不准他们对外联系，外边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后来改革开放了，他们的事才被转出来，他大伯就死在改造的地方了，怎么死的也不清楚，连一块骨头也没有留下。只有名册上有他。”

郑新感叹到；“王维东也是这样说的，他大伯可真够惨的，没有死在国外，却死在国内，还死得不明不白的。”

爸爸说：“他爹比他死的更惨。“文化革命开始了，批斗‘地、富、反、坏、右’。他爷爷是必须打到的第一个对象，当时就给他爷爷列出了这三条罪状。他家是河北的大地主，剥削贫下中农，罪大恶极；他爷爷是北京的大学教授，是国民党在我们这里的代表，罪该万死；更可恶的是，他把儿子送到朝鲜战场，不是参加战斗，而是别有用心，让他交代送儿子去朝鲜的目的是什么？”

郑新气愤地说：“是他妈的谁给想出来这三条罪状的，他缺不缺德呀？”

爸爸说：“那个时候，‘地、富、反、坏、右’都有几条罪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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