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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新民是六小队生产队长,运动归政治队长管,给下放户建房子可是归生产队长管。于是,他反问道:“两幢房子而已,怎么就坚决不行?”
“这两户,一户是现行反革命家属,一户是‘黑五类’,都是专政对象。他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改造的,房子建在这么好的地方,难道你是要优待他们?”周昆慷慨陈词。
虞新河递给周昆一支烟,“这是两码事,房子建在哪和教育改造不搭干。他们是从我们虞氏祖先的故地来的,生活上给予一点关照,是人之常情!”
虞新河都说话了,周昆虽然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只好嘴上同意了。
虞新河兄弟俩和佘文芳姐妹俩,在十里八乡威望颇高。他们成名于抗日战争时期,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在灌河两岸威名赫赫,无人不晓。在虞家村,虞新河是族长,虞新民是六小队生产队长,他们德高望重,无人能挑战这种岁月积淀起来的权威。
虞氏兄弟还未见人,就出手相助这两个下放户,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虞氏宗族的祖籍也在苏南,他们的根也在吴中。他们对从祖先的故地苏南下放而来的下放户们,心理上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身为豪门望族的虞氏祖先,为何要从苏南鱼米之乡、富庶之地,迁入蛮荒凄凉的苏北苇荡草滩上,这不是疑案而是历史真实。它源于明朝初年,那场历时一百余年的人口大迁徙,也就是明初著名的“红巾赶散”(或“红蝇赶散”)事件。
大明洪武初年,开国皇帝朱元璋下旨疏散江南人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初定天下的朱明王朝,开始迁徙苏、松、杭、嘉、湖诸府富绅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强制迁移江南富商大户14万户,到凤阳府安置。
在此后的一百余年间,明王朝又陆续将江南各地的富户举家、举族迁徙到苏北各地。据史学家估计,祖籍江南的富绅大户,累计约有45万人,从吴中各地“奉旨”到苏州城西北的阊门集合,然后在官军的押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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