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越的余光瞥见她划手机的动作——半小时的车程里,她将朋友圈从头刷到尾,唯独没像往常那样检查他的领带是否端正。
陈越心不在焉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中午,a司大厦的玻璃幕墙将阳光折射成菱格,陈越在梧桐树荫下反复踱步,最终还是点开母亲的微信头像,拨了过去——侯亮穿着检察官制服在家里练习明日的普法宣讲,胸前的检徽比身后的国徽稍暗半度。
“妈妈…”他的皮鞋尖碾碎枯叶,“我好像又变回那个把同学气哭的小鬼了。”
电流杂音里,侯亮正将晒好的陈皮铺进竹匾。听完始末,她的记忆突然闪回2002年冬——五岁的陈越攥着玩具小狗,站在幼儿园沙坑边对哭泣的女孩一本正经地说:“这些都是假的,是你妈妈骗你的。你的小狗上个月就死了,不会回来了。”
“我们不是撒谎,是给露露讲童话故事,”她当时蹲下身替他擦掉鼻尖的沙粒,“妈妈来教你,先说‘对不起’,再问‘你的小狗变成天使了,我们为它搭建一座城堡好吗’…”
而此刻电话那头的声音,与二十叁年前重合,“妈妈,我该怎么做?”
“您教过我共情别人的委屈,”他将手机攥得更紧,“可要怎么共情…共情被我自己伤害的人?”
侯亮的竹匾歪斜了半寸。她望着书房里丈夫援疆时被陈越反复转动过的地球仪——漆面剥落的哈萨克斯坦边境线上,还沾着陈越高二复习时打翻的拿奶渍。
她忽然开口,“你爸爸去新疆那年,有个家暴案的女被告看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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