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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清嘉对这样的小交际最不反感, 毕竟文化界的人就算是流氓也会藏着掖着、不会明晃晃就贴上来讨没趣儿,偶尔还有几个人有真学问,听他们清谈可算是难得的享受;有时父亲招待这帮文人来家里做客,她偶尔起了闲情逸致便会安安静静地坐在客厅的角落里旁听,如此一个下午的时光便能轻易打发了。
这帮先生倒很有趣,明明脑子里装的尽是最新最西的知识,可那通身的气派却又偏偏很古旧,大多都是一身长衫,同如今政府里的官员大不相同;只一位专研工程的先生是穿西装的,据说是1903年第一批被官派前往西洋留学的学生,如今学成归来在北大任教,谈话间颇为激昂,言救国当始于实业,大兴工程更是第一要务,论述完备后又转头同白清平攀谈起来,请他日后务必要在政府中斡旋、请国家重视机械制造之业。
有他这么一挑头,其余各行各业的先生们便都来了劲头,几乎个个都说唯有自己的学科才能救国,商科、医科、理科、工科……哪一个不要政府扶持?哪一个不要国家重视?
只一位先生最安静,白清嘉在家里见过他两回都没听他说过什么话,只从大哥那里听说此人名叫程故秋,是在北大教国文的。
他是最典型的文人,身材瘦高、稍显文弱,青黛色的长衫将他的气质衬得格外清透雅致,有种仙风道骨的意思,又生了一张很有书卷气的脸,眉眼开阔,一看便是个脾气温和的人。
那天白清平被一圈人围着说得没了脾气,索性也就放开了,转头望向那位先生,笑问:“程先生就不想论一论国文科的紧要?恰今日兴浓,倘若有需要政府扶持的地方便一并说了吧。”
这话夹杂了些许调侃的意味,那位先生听了会意一笑,仍显得清淡。
“洋务以来国文式微,的确无甚脸面再同政府讨要贴补,”他静静地说,“只是我向来以为救国之本在开民智,白先生若真要求救国之法,恐怕还应在此处多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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