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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蓝认真道:“我忙得脚板都冒烟了,哪有空说笑话。如果没钱的话,就用生产队的工分抵扣。到时候交不出糖,我就问你们生产队要钱。怎么样?敢不敢,敢的话就过来签字画押。”
大队书记下意识地想阻止她,生产队的工分哪能随便乱动。家家户户都指望着工分吃饭呢。
会计一把摁住自己的老大哥,满脸严肃:“那你说咋办?这风险谁担着?是你担还是我担?还是让知青娃娃担?谁家借钱都有抵押的。”
社员们拿不定主意,三三两两议论纷纷。
最后还是胡长荣的老丈人第一个站出来说话:“我要了,30块钱是吧?我回去拿了桶和钱就来。”
他一表态,小云的娘也紧跟其上:“我家也要,三十块钱就用我工分抵吧。”
她家所在的生产队的计分员赶紧开口:“我马上把工分本拿过来。”
有两个人打头阵,其他社员的态度终于热烈起来,三三两两的,有人上前签字画押,挑走了糖化缸里的糖水。
其他人有的议论,有的跃跃欲试。最后有27户人家接了活,回家熬糖去了。
田蓝看了一回,丝毫不意外。主动站出来的,都是自家有孩子在知青点干活的。
这很正常。
一来能供应孩子上中学的人家经济条件普遍不差,他们有更多承担风险的能力,自然更加愿意冒险挣钱。
二来他们家小孩在知青点上工,当然也就知道该如何熬糖。有手艺在身,糖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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