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都是泥巴房,零星的几座红砖房也又低又矮。不过砖头房可以刷白石灰,上面还刷着标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这样的乡村,与其说是田园之乐,不如说每一颗草木都书写着穷困萧索。
吴秀芳指着荒芜的田野大喊大叫:“你睁大眼睛看看清楚,这就是农村,永远好不了的农村。我不想把它建设好吗?我不想大有作为吗?我当初是写了血书过来的。我在这里呆了整整10年。10年啊!我人生有几个十年?多少个日夜我都在后悔,我真想回去狠狠给10年前的自己一个大嘴巴子,让我这么蠢。我死也该赖在城里不下放。我浪费了多少人生?”
田蓝一时间默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这个愤怒悲伤又痛苦的姑娘。
要如何说呢?这个国家的经济建设的确畸形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进展到这一步,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不如讲国际局势逼着它只能这样搞建设。
就说知青下放吧,1968年12月22日,领袖作出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国家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除了因为当时城市无法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养活自己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局势的紧张。
从60年代起,中苏关系直转急下,尤其是1968年,双方一度陷入对抗阶段。第二年,更是爆发了大名鼎鼎的珍宝岛战役。苏联屯兵百万在北方边界线上,随时虎视眈眈。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号召知青下放农村,未尝不是对青年的保护啊。
而在强敌凝视的背景下,年轻的新中国必须得花大力气进行成本高昂收效低廉的三线建设,并且以备战备荒为主题,将有限的资源占领花费在为战争做准备的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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