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我懂你们的意思,针对违约进行起诉,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容易引发农民的抵触情绪,诱发群体性事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胡主任啊,你想过没有,如果连我们嘉谷都因为怕麻烦而选择息事宁人,会有多少农民依然不会意识到契约合同的法律意义,又会有多少企业对农民这个群体产生偏见,不再愿意和农民合作?”
“我不会说嘉谷没有杀鸡儆猴的想法,但如果不这样做,不仅仅是对嘉谷体系来说,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是开了一个很坏很坏的头。”
齐政最后一句话加重了语气。
其实,当齐政做出如此强硬决定的时候,嘉谷内部也不乏反对意见。
如他们所说,嘉谷完全可以通过较为低调的“拉拢一批、分化一批、放弃一批”来瓦解合作社的“退群”意图;又或者可以通过公开背后的“阴谋”,煽动民族情绪,加强民众对嘉谷的支持。
但齐政没有同意,战略部经推演后也不赞成。
战略部的意见,就是齐政接下来的话:“我可能口气有点大,但我觉得,这次的事件,很有可能是国内农业的一个里程碑。合同具有法律效率,理应遵守;违约应当付出代价;倘若违约不受惩罚,合同难以约束双方,谁来推动市场化进步?”
电话里一阵静默。
另一头的胡主任有些失神,他不是为齐政的语气,而是多少有些被齐政的坚持所折服。
他其实很能理解齐政所能面临的压力。在进入官场后,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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