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先生,请坐吧。”姚徵不卑不亢,“生意的事我早就不管了,也不清楚当今的经商之道,不过诚意二字任何时候都要讲的。”
项明章在对面的沙发坐下,说:“利用合作办私事,是我不够磊落,如有冒犯,请您不要跟晚辈计较。”
姚徵见他坦荡,也没有强势者的傲慢,态度缓和了一点:“项先生,你说的沈家后人是什么意思?”
项明章备好了说辞:“机缘巧合,我结识了一位和沈家颇有渊源的人物,但我不能肯定,辗转查到沈作润先生的墓,然后找到了您。”
姚徵到底七十多岁了,反应稍慢:“……这不大可能。”
项明章问:“什么意思?”
姚徵说:“沈家曾是宁波的名门,亲朋不少,可惜战争无团圆,跑的跑,散的散,妻女都被送到了海外。时局连年动荡,通信不发达,离开的基本没了下落。”
项明章没想到,费力查不出的信息在此刻会轻巧得知,他按捺着一丝希冀追问:“您了解这么多,姚家和沈家曾是故交吗?”
姚徵摆了摆手否认,她是听祖父姚企安讲的,回忆着娓娓道来——
沈家在宁波口岸几代开设钱庄,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巨富。姚家只是寻常小户,家里穷,姚企安十二岁就进了沈家做工,陪小几岁的沈作润一起长大。
沈作润极有胆略,早当家,二十岁决定兴办中国人独资的银行,联合同仁与外国资本分庭抗礼。
姚企安跟随沈家离开宁波,成为沈公馆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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