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调酒吗?”我问。
杨舟的面前摆了不少洋酒、可乐和果汁,甚至还有冰块,可能是他们这群人自己带来的,他说:“会一点。”
我说:“随便。”
“随便?”杨舟眉头稍微扬了一下,“哪种随便?随便是哪一种随便?我的随便可能跟你的随便不一样。”
我垂下眼睛,笑了笑,说:“真的随便,你调的我都喝。”
他说,行。
然后再也没有说话。
洋酒我家有不少,这几年我也曾借酒消愁过——酒精带来的快乐很确切,它让你头晕目眩,它让你忘记。但这快乐是浅层的,很容易获得的,是短暂的多巴胺。
“给你。”杨舟帮我调好了酒,加了很多冰块递给我,“尝尝。”
“谢谢。”我抿了一小口,尝到甜甜的柑橘味。
不确定,再喝一口……
“真的有酒吗?”我狐疑起来,“酒味很淡。”
杨舟抱着胸看我,不说话。我立刻收到信号赶紧闭嘴——不应该质疑做饭的厨子,也不应该质疑调酒师。
我俩在岛台这里说了一会儿话,严律那边还在唱歌,他们开的包厢很大,男男女女扎堆坐在沙发上,我一个也不认识。
“ryan!”严律笑着喊道,“过来唱歌啊,还有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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