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许多敢于大放厥词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们,都是名噪天下,交友广阔的神通广大之辈。不仅自己手里有钱,在政府里也是有人有关系,不光结交政府要员,还认识不少颇有分量的洋大人(那年月的洋大人可是真的洋大人,不比太上皇差),出了事只要往租界里一躲,这交涉引渡就得费上老鼻子的劲儿(类比我国当今从加拿大引渡赖昌星有多艰难),对蒋委员长来说是既不好抓也不能抓。
所以,如果他们没有触犯到一定底线,纵然是军统和中统这样凶名卓着的机关,也不愿意随便下狠手,而是要先警告再商量,表现得比较“客气”。但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不知多少不走运的富商士绅、显贵名流,也都先后蹲过党国的监狱,只能等着人拿钱托关系保释出来。
而在没背景的基层平民这里,国民党对那些抗议闹事的穷人们,难道曾经少抓了么?少杀了么?
我们伟大的蒋委员长,之所以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彻底的舆论封锁和压制。一是因为国民党对民间基层的控制力度几乎为零,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带和农村)还是清代的宗族体制在“代替”政府进行管理。而即使是城市中,也有许多行业内都是黑帮、财阀跟高级官僚的亲属族人在掌握。这样一来,想要依靠地方政府实现彻底的舆论管制,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这些地方的士绅宗族,虽然不至于违背根本利益,倒向共党,但对蒋家王朝的忠诚心也还远远没有培养起来。如果有人只是大骂蒋委员长的话,恐怕不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地为蒋委员长搞**。
二是全国始终有很多省份处于军阀割据的半独立状态,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联合对抗中央,当地人自然只知“xx大帅”而不知蒋委员长,甚至还在军阀的有意诱导之下,进行一定程度的反蒋宣传。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内部,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打个比方,在抗战前,汪精卫、胡汉民跟蒋介石唱了多少年的对台戏,为什么不能一枪把他们两个都崩了,从此党内再无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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