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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在当地行医装作没看到，违反医生救死扶伤的誓言，顺便引发反抗军跟当地百姓不满，增加日后的工作困难？」他叹了口气，「那个时候，我选择了做个不成熟的人。」

「出了什么事？」茱莉亚问。

「联合国跟我们合作，用性病防治的名义调查当地的特种营业场所，是否有非自愿的，或是未成年的性工作者，」王万里说：「当时我在当地老大经营的某处地点发现了一个东方女性、谈话时发现她受过高等教育，华语、广东话跟英文都很流利，但却对过去的事没有记忆，似乎是被某个跨国犯罪团伙拐带到非洲的。」

「不会吧？」我说。

「医疗团的团长要我们保持中立，如果通报那个东方女性，事情可能会闹得非常大，惹毛当地政府；不通报，那个东方女性要在异乡浑浑噩噩过一辈子，拐带她的团伙还会逍遥法外，未免太可怜了。」

「当时你－」茱莉亚望向我的搭档。

「我向医疗团递了辞呈，回程经过里昂时，用个人名义将那个东方女性的事通报给国际刑警组织。」他望向茱莉亚，「梅加修女以前也是无国界医师组织的医生？」

「我们以前在同一个医疗团工作，」茱莉亚说：「不过她一年多以前就辞职了。」

「为什么？」

「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加入无国界医师，」她低下头，「她反问我，为什么真正想学法国料理的人寧愿拿非法签证，在巴黎的餐馆打黑工，也不进料理学校？

「因为同样是削马铃薯，料理学校只会给你五个做练习，餐馆却会给你好几箩筐，要你削到昏倒为止。」

「我懂了，」王万里说：「她应该找到了有更多马铃薯练手艺的地方。」

「不过我们讨论的可不是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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