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对你讲话,没有一个人听你讲,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一个家,什么也没有——这又是另一回事。连最后的东西、连希望都没有了——是啊,这已经有点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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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姆-托威尔不厌其烦地挑选合适的球棒,走来走去,目测球,不慌不忙,把球棒举到头顶,然后击出去。球飞走,越过护理过的草地飞得远远的,这儿的草地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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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
“不赖。”马尔科姆-托威尔满意地说。他穿着山东绸的衬衫和紧身的灰色麻布裤子,脖子上围着一条花丝巾,有点太注意修饰了。他动作像个女人,讲话软绵绵的,唱着歌,哼着曲。我们走向第三个洞,球落在那附近。一个球童推着小车跟着我们,车上放着托威尔的球棒,球装在一只袋子里。那球童是个长满粉刺的男孩,至多十四岁。他只讲法语。我们只讲英语。
这是六月十三日,星期二,上午八点半。我一大早打电话到托威尔家,因为我知道,他每天在莫金斯附近的草地上打高尔夫球,而且,因为炎热,是上午打。他开着他的奔驰车到“庄严”酒店前接我。这天夜里我睡了也许半个小时,但我感觉精神旺盛,心情舒畅。我一点也不想昂热拉和那条要截肢的腿,一次也不想。但这其实是撒谎。
“真迷人。对不对?”托威尔望着那个小球童,冲他微笑。他推着小车跟在我们身后。小男孩开心地笑着回答他。“我非常迷恋这男孩。他迷恋我,总想跟我走,不跟其他任何人,将我深藏在心,可爱的小不点儿。这粉刺——迷人,对不?”
“对,”我说“迷人!”我将泽贝格告诉我的一切都讲给托威尔听了——他对赫尔曼在法兰克福的举止的想象,对这底下发生的事和是什么逼得赫尔曼自杀的猜测。现在我问:“您相信这个理论吗?”
“哪一种噢,当然。不,我不相信。荒谬至极,我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赫尔曼跟我们干这种生意很多年了——我是说,跟我们,以基尔伍德做我们的代言人。这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这个赫尔曼。害怕失去他的名声?幡然悔悟?喏,您知道!您不了解银行家们。他们不会这么快就害怕。他们神经好得很。”
“那您不相信是自杀?”
“不。”托威尔扭着屁股走。我走在他身旁。我们大步走。我的脚一切正常。“我跟先前一样相信是谋杀。”
“为什么要谋杀赫尔曼呢?”
“这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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