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找个活干干吧,你年轻、健康,还能工作。”
“你也能。”我说。
“我为什么要去工作?”她问“我从来没有犯过什么过错。是你想走,不是我。有法律。”
“这我知道。”
“谢天谢地,还有保护妇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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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我从莫金斯那里的死人屋坐车回了戛纳。我在“庄严”酒店发现了一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要我速回杜塞尔多夫。我洗澡剃须,收拾了一下我的旅行软包,穿了一身休闲西服,是昂热拉为我挑选的第二套。下一架经由巴黎飞往杜塞尔多夫的飞机三个半小时后才起飞,于是我坐到了空无一人的平台上。由于太阳炽热,那上面撑着许多伞。在“我们的”角落里,那个昂热拉和我坐过的角落里,我喝着一瓶香槟。但我心情越来越难受,在这个角落里我已无法忍受了。我走进大厅,想给昂热拉打电话。但后来还是没打。我在厅里坐了两个小时,老想打电话,但终于没打。我没有勇气打。我的上衣袋里放着那两只钻石耳环。我玩着它们,然后我想将它们扔掉。这时我发觉,我都快神经失常了。我叫了辆出租车,前往尼斯,去机场。我在那里继续等,在尼斯喝的也是香槟。
当呼叫我们的飞机时,我晕乎乎地出去上汽车。我像个傻子似的抬头望参观台,但昂热拉当然不在那儿。我绊了一下,险些跌倒,在我上汽车时。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发觉我喝醉了。后来,在飞机上,他们也看着我,虽然我非常安静地坐着,什么也不再喝了,只想着我现在必须跟卡琳分手。那些人,他们还老是看着我,也许我脸上有脏东西。
后来,我坐着一辆出租车回家,给古斯塔夫打了电话。他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要我明天九点去他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吃了奶酪面包,卡琳和我,喝啤酒。后来我告诉她,我爱另一个女人,想跟她分手,她作出了回答,一切正如我至此所写的。杜塞尔多夫的天气变得非常暖和,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们开着窗户。
我妻子卡琳从她的晨服里取出一块手帕,擦去眼泪,摸鼻涕,十分冷静地问:“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
这一瞬间我心乱加麻。瞧,我充满负罪感地回家来,开始了这席谈话。我知道,我是一头猪,因为另一个女人就想离开妻子。我对自己说,只有一头猪才干这种事。但我非这么做不可,别无选择。我太爱昂热拉了,以至于我无法跟卡琳在同一个屋顶下再忍受一夜。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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