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讲时,我就把它握在手里。”
“希望那只象带给您幸运。”昂热拉说,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讲法语而她说的是德语。
我感动地说:“您在讲德语!”昂热拉难为情了。
“对,”她说“我请您原谅,罗伯特。”
“请我?原谅?为什么?”
“因为我因为我的愚蠢行为。我想通了,肯定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想当兵。肯定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
“有一大批人。”我说。
“但远非全部,不,肯定不是。”她的可爱的声音说“您,罗伯特,您肯定不是。”
“不是。”我说。
“您也不愿意当兵。”
“大概不愿意。”我说。
“是啊,我也这么想。因为我那样太不公平,您原谅我吗?”
“这还用问!昂热拉,您在家里,我听到您的声音,我高兴极了!”
“我知道您降落后会打电话。我要呆在家里。我也想听听您的声音。”
“可您从哪儿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我要呆在这里。可怜的劳伦特-维阿拉明天早晨就要被埋葬了。您知道,这里很热,得迅速处理。事后我马上去见她母亲。”
“我可以再打电话吗?今天晚上?”
“那当然,”昂热拉回答说“那当然。请打吧。”
35
“ver,vera。”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他使劲挠着他那光秃秃、正方形的头颅。“就因为这个我们让您回来了,罗伯特。”我的上司这回穿着一件橙色和白色条纹的衬衫,他又是口叼一支大哈瓦纳雪茄,从一只袋子里吞食爆米花,那只袋子旁还有三袋。他已经满身碎屑,他的办公桌看上去前所未有的杂乱。他身旁的一张舒服的沙发椅里,坐着一个大约五十岁的男人,衣着非常考究,安详、镇定,有一张瘦骨嶙峋、生性多疑的脸孔。勃兰登伯格向我介绍,他是联邦财政部的司长丹尼尔-弗里瑟博士。我一点也不明白,是什么把弗里瑟吹来这儿的。我现在仍没意识到。在这个星期天上午,环球保险公司的高楼里恰恰是万籁俱寂。只有勃兰登伯格在工作——总是这样。我报告了一下我在戛纳的所有经历。这两个人聆听着,那脸色好像他们早已知道了一切,好像他们没什么别的期待。另外,勃兰登伯格还不时地或愁容满面或怒气冲冲地注视着我,让我摸不着头脑。
“ver和vera这两个词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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