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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李克反驳道:“搞逼供信,搞‘肉刑’,这些做法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中国人的目的是要求一个罪犯从本质上永远改变观念,因此只能用说理来提高一个罪犯的认识。我在监所里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这只是由于我很理智地检查我的思想,以客观事实和道德标准来衡量它,因此得出了新的结论,使我觉得过去的思想错了。我是曾经处在一个被迫检查思想的环境中,这倒是真的,但是我是否接受新的结论,却在于我自己,中国人把罪犯转变为社会有用成员的各种努力给我和我妻子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又一个西方记者问李又安:“你在监所里,非常‘配合’共产党中国当局,你是否想做一个共产党员?”
“所谓‘配合’这个说法不对。”李又安有些生气地说:“我不过较早地认清了自己的罪行。至于我是否想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老实地告诉你们,在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富有牺牲精神,是非常好的一群人,我远远不够条件!”
李克对面前的西方记者,早已显得不耐烦,他大声地对这些记者吼道:“我支持我妻子的说法,在我离开的那个国家里,只有非常好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记者们瞠目结舌、面面相觑、无可奈何,不得不哀叹:“他们被共产党**‘洗了脑子’了。”
美国驻**领事馆一个官员,摇着头低声对**警察局的督察说:“他们脑子被扭曲,神经有问题了,不可理解,不可理解……”记者们一无所获,个个像赌场里输了钱的赌徒一样焦躁不安。
当李克、李又安等人离开罗湖桥头后,这些记者们还喋喋不休地、忿忿地议论道:“可以肯定,他们在‘自由世界’里生活几个月后,就能治好他们的‘神经错乱’……”
美国红十字总会代表古伊先生,指了指他们弄来的担架,把两手摊开,做出了一个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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