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杏

成了一张纸，新娘子和新生意，不过是刺破它的两根针而已。

“我那时快十岁，已经记事了，他们在里面说话，我全听得见。我父亲发了疯，一天天地来找她，叫她吃药，求她回去。我记得有一回他们俩不吵了，在月亮下面说话，我父亲问她，当初许下的，说好的，等家里好起来，给她做一个小班子，尽情让她唱，为什么她不喜欢了。”

“我娘说，人是会变的。”

他们沉默了很久。

“我娘又问，是不是自始至终，你觉得我不配来做你家的当家，不配在难关上拿主意？我父亲说，不是的，我只是不愿意你吃那么多苦，我不愿意你受风雨。我娶你进门已经是委屈了你，委屈你十几年，我不敢拿你我的后半生来赌，我情愿你什么都不管，有什么事我来扛就是了。”

“我娘说，那你当初为什么信我，现在为什么又不信了呢？”

这对曾经的情人，到这里就没有再说下去，二哥和求岳也没再说下去。他们谈起的往事是在月色下，此时却在日光里，日光让回忆不至于太冷情。陶嵘峥想起他十来岁时听厌了的吵闹，他父亲崩溃得六神无主，以至于要和新娘子离婚，给快死的妻子一张婚书——那时已经是新民国了，只能一夫一妻。他冒着得罪八面的风险也要给她一张婚书——算什么呢？带到坟里去么？

“你看，男人就是这样，虽然说着希望和心爱的人并肩而行，可内心却永远无法接受自己比爱人低一头。我们总想做遮风挡雨的那一个，嘴上说是责任，其实心里是虚荣。真到了要依靠女人、指望女人的时候，不仅不能增笃情意，往往却是反目成仇。”陶嵘峥淡淡道，“反正人生总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可以拿来当做借口，要为自己开脱理由多得很，临到死时大哭一场，做些场面事情，就算一笔勾销了。”

“你觉得他是虚情假意？”求岳问他。

“谁知道呢。”陶二哥说，“要是真心，岂不让人更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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