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智力仍在野蛮状态之中,即文化社会的表面已为迷信所毁坏。”这意见岂不近于反动了么?我想这或者也不足怪,因为“事实与科学决不是怎样乐观的”。浪漫时代的需要假如是梦想与信仰,那么这当求之于诗人与宗教家,这是别一个方面。固然我也曾听说有理学者以物理学证明王之必要与神的存在,但是在人类的实录上却只能看出王或有或无,神或死或活这种情形而已。他的无用在此,不过据我看来,他的可贵也就在此罢。
因为不是弄学问的,关于民俗学我的意思就只有这一点,有些还是从别人的文章里看来的,对于绍原所译的书什么都没有说到。这也没有什么妨碍,原书在这里,加上绍原高明的译注,读者自能明了其价值与意义。本来绍原叫我做序,可谓问道于盲,未免将为黑齿国女学生所笑,而我之做序更如万松老人所说,正是“哑人作通事”,指似向人,吐露不出,已经写了千余言,也就可以随手“带住”了罢。
民国二十年七月九日,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