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线/美国的孩子（1985年8月14日）_多加帕尔默

的白人y茎扯上任何关系。她很敬佩我居然从头到尾都能坚持说标准英语，甚至能质问她这是不是一家赠送老人护理为附加福利的妓院。

——你上的肯定是纯净高中吧，她说。

——圣童，我说。

——没区别，她说。

约翰·列侬遇刺的那天，我在公园里陪第二个雇主散步。还是一位老妇人，她的健忘症还没严重到忘记自己健忘的地步。我已经带她去过公园，正准备上床休息的时候，她突然说她想去达科塔大楼，无论如何都不肯闭嘴。要么我陪她走一趟，要么她开始撒泼，通常的结局是她对陌生人大喊大叫，说这个黑鬼绑架了她。

——我想去，该死，你拦不住我，她说。她女儿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在说我私吞了她的安定药片，然后挥挥手让我们滚蛋。我陪着她和另外两千人在达科塔大楼外待了一整个晚上。我记得我们唱了一整夜的《给和平一个机会》。唱到某个时候，我也跟着唱了起来，甚至洒下几滴热泪。两周后，她过世了。

过了一周，我去布鲁克林一家名叫“星轨”的牙买加俱乐部。别问我为什么，我不喜欢雷鬼也不跳舞。上帝做证，我对这个社群根本没有任何价值。但就是想去，因为我无法将那些死亡赶出脑海。星轨俱乐部是一幢三层楼的老房子，差不多算是一幢褐砂石豪宅。我走进去的时候，音响正在播放格雷戈里·艾萨克的《午夜护士》。有几个男女盯着我，就好像他们肩负观察来访者的任务，就好像这是什么西部片似的。偶尔飘来一缕大麻或雪茄烟的烟雾。假如我在这儿待得太久，就注定会有某个牙买加人觉得她认出了我，那就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事情了。因为聊着聊着对方会问我在干什么，不等我回答，她就会告诉我她在干什么、她住在哪儿、谁谁谁胖得一塌糊涂、谁谁谁像兔子似的生了一窝又一窝。

聊着聊着，自从我进门就盯着我看的拉斯塔教徒会到吧台前找我搭讪，说我需要背部按摩。按照别人教你的，你不搭理这种男人，他们就会识趣走开。但男人永远是一个样。咱们至少看一眼这个男人吧，我脑袋里一个很像我的声音说。脏辫，对，但显然有发型师替他梳理。浅肤色，近乎于苦力人，嘴唇很厚，但颜色太粉，抽了好几年香烟也没熏黑。雅尼克·诺阿来这儿干什么？要是他知道那是谁，我说不定会这么说。他问我觉得歌手还能不能恢复健康，因为情况看起来很不妙。我险些问什么样的牙买加人会说“看起来很不妙”这种话。我不想谈论歌手，我说。我真的不想。他说个没完，轻微的牙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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