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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两人坐下后,冼耀文对梅杰·威廉姆斯说道:“梅杰,你在上海出生?”“我在红房子医院出生,在上海生活了十七年。”
冼耀文没听过上海有一家叫“红房子”的医院,想必是因为建筑特征或其他典故而被本地人挂在嘴上的别名,威廉姆斯这么说可能是出于习惯,也可能是刻意表现对上海的了解。
他不置可否地说道:“梅杰,你知道人民便利的‘人民’出处吗?”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你说得没错。”冼耀文颔了颔首表示肯定,“卢梭相信国家应保持较小的规模,把更多的权利留给人民,让政府更有效率。
人民应该在政府中承担活跃的角色,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
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执政者的权力,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
人民便利的人民,没有卢梭定义的人民那样宽泛的含义,它特指消费者,我们的客户。
国家要把更多的权利留给人民,我们要把更多的权利留给客户,客户决定我们的生死,决定我们的发展方向。”
冼耀文伸出食指在耳廓前绕了两圈,“一间人民便利店,它不是冷冰冰的店铺,它是一个人,一个融入客户生活中的人,它有温度,它有耳朵,会倾听客户的烦恼与需求。
当然,它更应该有边界感,靠近客户,但不能靠得太近,永远,永远,永远不要越过‘朋友’这道红线。”
冼耀文看向罗亭恪,“亭恪,新加坡的杂货铺商业模式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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