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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既视感,想必也曾有一位名医在不太恰当的时候提出过类似建议,并成为了早期不良医患沟通的典型案例。
不同之处在于,克拉夫特觉得自己的方案还是挺保守的。说到底所有操作都不会涉及大脑一星半点,没有超出条件限制,器材可自取。
还活着的几个修士面面相觑,没人做主给出个答案。事实上,没跳起来给提出治疗方案的医生先开个瓢就已经是涵养体现了。
“这只是个方案,不做处理的话,那就只能期望天父怜悯了。”
少许骚动出现在周围医生中。显然业内人士也对此抱有疑虑,但至少表面上控制得很好,某些隐形的东西阻止了他们进行评判。
就算听起来超出常规,在专业领域质疑教授提出的治疗方案不是谁都能干的。
“确实有不少钻开颅骨的治疗手段,不过之前多用于精神疾病,现在用得少了。”倒是维伦看出克拉夫特是认真建议,站出来提供了支持。
虽说站在职业道德立场上他说不出“教会二逼死了就死了”这种话,但权衡利弊是必要的。冒风险治好了没多大好处,出差错了却一定会很麻烦。
这位讲师给克拉夫特递了个眼色,暗示没必要非得做这一场,不如直接劝退得了,“风险会很大,你们里能有帮他做决定的吗。”
后者像是没看懂他的意思,点头表示感谢,继续转向修士们交代道:“我先去做术前准备,免得浪费时间。你们最好在我回来前做好决定。毕竟我随时都在,伤势不等人。”
这会的条件巧得不能再巧。别人可以是不知道,可对于心中有数的人来说,很难接受干看着能挽救的病例一步步恶化。
“维伦讲师,可以的话帮一起收拾下工具。库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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