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却是大大超出我们能承受的范围。何况公立医院面对的本身就是看不起私家医生的普通市民,更有甚者连基本的医药费都付不起。在制度和人情面前,我们不得不一次次的作出选择。无论怎样的选择,最后的结果只会是一个:被投诉。不给治,病人投诉你,分分钟把你祖宗十八代都给骂个遍;给他治,财务事务科的人追着你屁股后面叫苦连天。这种情况在我们急诊科尤其严重,年中大大小小的业务考核我们永远是倒着数的。为什么?投诉,我们最多;欠帐,我们更多。
医管局的那起头头们,标准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每次开会,永恒不变的内容就是,一边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好好为市民服务;一边抱怨我们为什么没给他们争取来更大的利润。活脱脱应了那句老话,“既想马儿跑的快,又想马儿不吃草”。
好容易陪着笑脸送了这群高官们走,正想回办公室,却被曾sir叫住了。“下午的实习生晋考,你们要把好关。把真正有潜质的留下。年轻人嘛,还是要多给他们机会才好。”我们几个顾问医生忙点头答应了,随后又都不自禁的牵扯出一丝微笑。怕是我们都想起了自己当实习医生的那段岁月。是苦,然,也是必须。
和杨林一起下楼,她的办公室可巧跟我在同一楼层。“今天晚上有安排不?”她问。我摇头,睨她一眼:“想怎么样?”
“那就收工到kr去坐坐?”
“好,我来约穆怡。”我道,“昨晚上见她,也没好生聊聊。就先这么定吧。”
“恩,呵,你又该忙了。”我顺她的手看过去,好几个担架床被推进大门,伴着亲属们的大喊,“医生呢?医生在哪里啊?”同样的情景每天都得在眼前反复的上演,我皱了皱眉,身边的杨林叹息的拍了拍我,自去了。
“施医生,何医生,刘医生请到r房。”
“什么case?”我问。
“女性,约35岁。撞伤头部,有多处烧伤,怀疑一氧化碳中毒。”护士答。
“替他打drip,给我氧气罩。”我说。
“太太、太太。”何英拍拍伤者的脸。
“bp和pulse都测不到。”护士说。
“7号半ryngospe,谢谢。何英给她做心外压”我道。
“怎么样?”何英问。护士急急的答:“还是不行。”
“准备defi,200。”我道
“ready。”
“200 joule,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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