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赋税。而避起错漏,自然是要将此笔田赋,归于田亩。如此,不论何人,只论田亩之数,核交所需赋税。于是,多田者当多交田赋,少田者则少交赋税,而无田者自不必再交赋税。”
严绍庭和张居正两人皆默默点头。
这也正是他们两人所想。
中原历朝历代,虽然种种制度不同,可从来都是依着人丁来核算赋税。
于是就造成了一个恐怖的现象。
国家初定,人丁稀少,百姓皆耕者有其田,前朝大户也几乎都被扫清,于是国家呈现出一片祥和景象。
可随着国家的发展。
自然会有新的大户人家和王公权贵出现。
这些人依仗功名身份,手中握有免税数额,又能以权谋私,逃避赋税。
但一府一县,税赋是有一个额定总数的。
比如应天府而论,若国初有十万亩地,国家征收这十万亩地的田赋,自然是正确的。但随着发展,这十万亩地里面有五万亩甚至八万亩都被权贵大户占了去,逃避了赋税。
可朝廷还是要依照十万亩田地征缴赋税。
那么出现的结果是什么?
自然是余下的五万亩地或者两万亩地的百姓,承担起总数十万亩地的赋税。
这也基本就是苛捐杂税的由来以及百姓负担日益沉重,最终生计艰难的原因之一。
当然,并不是说应天府只有十万亩地。
而是类比。
道理基本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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