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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时间的维度中,可能这样做在某几十年是不道德的,可在下几十年又变成了道德。道德是流动变化的。
尤其,近代百年是思想大变革的时代,法理与伦理在这百年间经历了无数急转弯。这是思想史上非常有代表性的百年,也是我截取这段史料的初衷。
所以,我安排左佑佑与卡勒布博士开展了数场针对道德伦理的对话。
我们讨论伦理与法理的时候,本质上在讨论社会规则。可放在变革百年中,社会规则的反复急转,显然把人抛向无所适从的境地。
时代的激荡、生存的困境对人产生了一种人性上的拷问。
在这个维度上,真实就变得摇摇欲坠了。
由此,产生了裂隙:规则是既定的,可人是活生生的。由此引发的冲突,不仅仅是人与命运的冲突,更多的,是社会规则破碎、无法支撑、约束人的行为的时候,人必须面对自己的内心,在混乱的年代将内心放大,从而做出自己的选择。
人遵从自己内心的驱使,在古希腊,有一个重要的词叫es,爱若思,爱欲。
这个词显然有点厚重。
于是我简单定义为偏爱。
所以在这个巨变的百年,因为偏爱,书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同时做出合理与不合理的举动,
所以,我让柏辛树反复告诉左佑佑,史学就是人学。人所有的,好的坏的,高尚的温暖的,残酷的卑劣的,历史都有。
拉长到几千年的时光中,没有什么永恒的、至高无上的真理。无论法理还是伦理,都是不断流动与变化的,显然不能作为支撑这个题材的锚点。
那什么是不变的呢?是人。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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