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中国不但无正确之本国史，亦无世界史，妄人信口开河，青年莫名奇妙，知今知古，知外知内，都谈不到。”近代西风东渐，大学兴起，中国结束帝制，走向民主，历史才开始在中国重新复苏，梁启超提出“新历史”之说。在这场历史启蒙运动中掀起一股“历史热”，留下许多名篇巨作，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

蔡东藩（1877—1945）一生恰逢清末民初，既接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又接触过许多现代新思想，精通经史诗文，这使他对历史、国家和民族有更现代、更深刻的认知。他坚持历史的真实根基，“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在文字方面，他要求“文不尚虚，语惟以俗”，这或许是对同时期白话文运动的一种呼应。即使在今天看来，蔡东藩对写作的这种孜孜追求也不过时，即“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探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不求古奥，不阿时好，期于浅显切近”。

从1916年到1926年，从40岁到50岁，陋室孤灯，蔡东藩在浙江乡下写了整整10年。从《清史演义》始，先后写作了元史、明史、民国、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朝、两晋、前汉和后汉等通俗演义。他以一人之力，竟然完成了这部长达600多万字的中国通史，从秦汉到民国，历史跨度长达2000多年。

在某种程度上，蔡东藩对中国历史写作的贡献足可与司马迁相媲美，说他是“现代司马迁”也不为过。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50余万字的《史记》叙述了自黄帝到西汉的三千年中国史，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正好从前汉开始，这种衔接不仅是主题内容上的，也是历史精神的继承，即历史从官方到民间的回归，“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与传统的历史通俗小说不同，蔡著采用的完全是专业历史写作的方法，重史轻文，注重真实和考据，无一事无来历，孤证不立。这需要大量的阅读和涉猎，更离不开洞隐烛微的思辨精神，写作《元史演义》时他就参考了大量中西史料，“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这是史家才有的严谨，“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史论总被视为历史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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