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平生幽愤汗青知的小说和他的怀抱

风尘三侠》（1966年）、《荆轲》（1968年）之后，逐渐脱离了大量杂以纯就动作性情节或情感式描述为取向的“小说家本位”，从《大将曹彬》（1969年）起，他滂沛的“野翰林”自信自许促使（或加速说明）他解悟了历史小说写作者经由典故知识的累积力量取得正典（权势之另一层次）地位的能力。于是，他的小说人物（许多于“正史”亦班班可考）在大量广角方法的简赅综述之下各自分担了“次叙述者”的有力发言权，他们对话，并且在对话中制造更多的对话，“谈”之又“谈”，营造了另一种历史。这不正是小说“街谈巷议”的本质吗？无论“士君子”称许与否。

谈之又谈，众妙之门，这里面还有玄机。

基于对某一种巨大又神秘的力量之好奇，高阳总会不时地想要验证：有一种驱使人生、时局和世运的巨力，不断地催迫着世界前行，无人可以抗拒，也无人得以逃脱。但是就像着迷于星象之学的人，高阳往往也出于喜好惊奇、憬慕造化的心情，对于历史的发展，高阳还有一种探索并验证其神秘巧合的悬念。他执意要以抽丝剥茧的寻绎穷究去洞察历史推移的过程，之所以如此，简单地说，也还就是为了追踪自己那“一肚皮不合时宜”的牢骚有何来历以及如何确当。

另一方面，高阳又不甘于历史书写拘牵于正统史官“立足本朝”的诠释樊笼，并因之而放逐了大量“不合时宜”却可能“信而有征”的掌故材料，于是便借着小说而大事“重塑历史”。

当然，这两方面是动辄会出现矛盾的——一个浅而易见的质疑是：既然世事皆有其来历（掌故），而这来历又提供了世事发展、存在之正当性，则牢骚又何必有之？

我曾于一次“进城喝两杯”的场合里向高阳追问这一点，他微醺而愠，道：“那就不能谈了嘛！”我唯唯应之，心想：那也确实不能谈了。

高阳所关切的本非“诠释的循环”之类“狗咬尾巴团团转”的抽象高论，他毋宁先假设自己的牢骚既有来历，又因之而诚属确当，然后再钩稽文献、搜求坟典，为他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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