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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他们本人当时没来及提,稍微等个百十来年两百年的,也会出现一个叫爱新觉罗·弘历的人,下朝回来剔着牙随手给它写几句诗上去,再啪叽,扣个十全老人的大印。
情景交融,诗画一体。
诗与画,画与诗,本来就是宋代以来文人画传统的一环。
做诗的好坏水平另谈,但有宋以来画宗的艺术名家们,有一个算一个,鲜有不同时是一位诗人的,鲜有一生不写过一两诗的。
书、诗、画——这是文人士大夫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三种托物言志的载体,并在一张张古老的卷轴上浓缩为一体。
但这个传统,在西方的艺术体系里,却非常少。
这当然不是西方画家天生缺少艺术追求,低人一等。就像国画里对肌肉的刻画、对比例的关系的研究可能不如西式油画精细,也不是东方的画家天生缺少艺术追求,低人一等一样。
它取决于画家是怎样“活”下去的。
传统意义上,西方的油画或者水彩,在发展初期,都全然以记录现实,还原现实为第一要务。
甚至可以说,在十九世纪以前。
6=9+
东方的画家他们的主要职责和现在的艺术家没什么太大区别,追求抒发某种“神意气质”,目标是画以咏志。
西方的画家他们的主要身份则是历史的记录者,绘画的职责是“记录景象”,目标是用画笔纤毫毕现的反映真实的光影。
这种身份地位、工作职能差别的不同,就造成了东西方绘画路线侧重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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