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表示,既然付大伟身亡时身穿女性服装,那么付大伟本人可能有异装癖,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女人。
不过现在,这个神秘的女人是否存在对洗刷陈明杰的嫌疑就至关重要了。
在警方的调查笔录里,房东曾表示付大伟有使用手机,但对付大伟的职业表述模糊,以无业描述,经济来源不明。那个年代,手机虽然不是什么稀罕物,但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普遍,一般人还是承担不起高昂的费用的。同时,查明付大伟的银行账户里,存款大概有五万元,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一笔巨款。
这笔钱从何而来,警方没有查明。付大伟是否可能参与了某种犯罪行为,因分赃不均或内部矛盾被人杀害?警方没有排除这个疑点。
只不过陈明杰的犯罪证据确凿,警方便将这个疑点束之高阁了。
案发后,被害人付大伟的手机没有被找到,推断手机是被凶手拿走的。凶手拿走手机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销赃,但陈明杰否认拿走了被害人的手机,警方围绕陈明杰的销赃网络进行了调查,这些人表示最近没有收到陈明杰送来的手机;二是手机里保存有凶手的重要线索,很有可能,在杀害付大伟之前,凶手通过手机与付大伟联系过。
换句话说,检方目前梳理出来的案情表述并不具备较强的排他性,这在案件审理中是极容易让我们做文章的地方。
我们所缺少的只是陈明杰没有杀人的证据。这很难做到。
“但是,我们可以试试找到真正的凶手啊!”
张静听完了我的疑问后,思考了一会儿就说道:“找证据给凶手定罪,比找证据给人洗刷罪名可容易得多了。”
第二天一早,老罗就开着车,载着我和张静,带着全套的设备赶到了付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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