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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前方的地上，铺开了一块瓦楞纸板，用工整的楷书写着清爽的毛笔字：我们是某师某旅某团某营某连某排的战友，为国效力一生，现在得了肺癌，急需治疗，被医院拒收，请人民群众给我们一个公道。

可怜的人的纸板上都写着可歌可泣的故事，但那一块承载苦难岁月的瓦楞纸板却又使得整个故事那么廉价，那么荒谬，弱不禁风。而谁又能分得清真假呢，这是消除了国界与文明的时代性悲哀。崔老师这样想着，叹了一口气，往老人的纸板上放了一张二十块纸币。没想到那个老人捡起钱，用自己干枯的手握住崔老师的手，把钱又塞还给了崔老师，那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叫花子，我们不要钱，我们要公道。

公道，多么冠冕堂皇的字眼，可公道是无形的，二十块是具体的，就像体制是无形的，红色的横幅是具体的。谁都想要公道，谁都想要二十块钱，这就是这座城市，这个五千年的文明，崔老师想到了自己，读了那么多的哲学书，世界还是那么乌烟瘴气。他想到了马克思说的，哲学不是解释世界，而应该改变世界。他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改变世界，又何其困难，哲学对他来说，更像是一座避难所，避开外面的乌烟瘴气的上海，每一个人都对这个城市带着自己的不满，每一个人又深深地沉醉其中无法自拔，这就是生活，就像叔本华说的，人生，无非是在得不到的痛苦与得到了的无聊中钟摆似的摇，生活便是在这无尽的无聊与痛苦中，显出它荒谬的本质的。在无尽的钟摆的荒谬轨迹里，他看到了祁晓雯，看到了医院前的老兵，看到了信耶稣的老人，看到了成千上万成亿上兆的，活着的，死去的，和尚未出生的渴求公正的人。但是他毫无办法，因为自己也是这无数人里的一个。

星期三的下午，古老的阳光一如既往地光临这温暖如牛粪般的人间，和他回忆里的八十年代一样，搪瓷杯冒着热气，寂静占了上风，每道光线里都镌刻着忧郁，风如同